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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清朝時期的昌都

    2014-03-15 15:08 編輯:今日西藏昌都 來源:昌都報 點擊:

    @@清朝在昌都地區的施政@@


      一、《欽定西藏章程》頒布前的昌都政局

      自公元16世紀后半期,第三世達賴喇嘛鎖南嘉措傳教于蒙古族地區之后,宗教信仰的趨同,更加密切了蒙藏的關系。同時,新興的藏傳佛教格魯派(黃教)勢力在蒙藏兩地崛起,并逐漸取代薩迦派和噶舉派而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教派。因此,清朝實行了“興黃教,即所以安眾蒙古”的扶植黃教撫綏蒙藏人民的政策,但漠北蒙古喀爾喀部首領卻圖汗仍堅持崇信和維護噶瑪噶舉教派,并派人入藏試圖與藏巴汗聯合消滅格魯派政教勢力。此時,西藏本地藏傳佛教各教派間也是紛爭不停,盤踞后藏地區的藏巴汗,甚至以武力脅迫格魯派,禁止在拉薩舉行傳招大法會。在這種危機中,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(又“顧實汗”,1582~1654),應西藏五世達賴的請求,從新疆南下青海消滅與格魯巴(黃教)為敵的蒙古卻圖汗進而南入康區消滅白利土司,恢復了當地被毀壞的各教派寺院。于公元1641年固實汗率兵西進衛藏滅藏巴汗。從此,格魯派政教勢力不僅在西藏,而且在昌都地區的地位日益提高。固始汗登上汗位的寶座之后,又安排其子孫和軍隊進入西藏各地,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。他所派遣的蒙古軍隊進據察木多(今昌都)、芒康以及今天四川甘孜、康定、理塘地區,據有全康之地。固始汗以洛隆宗(今洛隆縣)為界,以東為巴爾喀木,由青海諸臺吉管轄;固始汗又于察木多等重鎮派駐營官(碟巴),督率土司,征收賦稅,以養青海之眾。
      順治十一(1654)年,固始汗病死,其子達延汗等為了爭奪汗位而內訌,和碩特部勢力開始走向衰落,西藏格魯派的勢力趁機開始了與固始汗和碩特部的斗爭。時清廷初建,中原尚未完全安定,故無力直接經營西藏。
      康熙十六(1677年)年,吳三桂據滇叛清,一時間半壁江山動搖。為結外援計,吳三桂遣使暗通西藏達賴喇嘛,《清實錄》稱吳三桂“饋遺達賴、臺吉等,交相連結”,未幾,三桂孫世璠亦欲割中甸、維西二地以賂達賴,但未果。及至清廷平定“三藩之亂”,仍將中甸、維西歸屬于云南。
      康熙五十六(1717)年,策妄阿喇布坦派遣準噶爾部襲擊西藏,殺死拉藏汗,結束了和碩特蒙古統治西藏的歷史。但準噶爾部在藏燒殺擄掠,荼毒生靈,使西藏社會動亂加劇,引起了廣大僧俗群眾的憎惡,同時牽動了鄰邊川、滇、青、天山南部等地的局勢,直接關系到清王朝西南、西北半壁江山的安危。
      在這種情況下,清政府調整了治藏方略,準備直接統治西藏,兼之當時已是康熙帝執政后期,國勢又處于“康乾盛世”,于是,強化對西藏的施政,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。為了安定西藏地方,康熙五十七(1718)年,“以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赴援,而遣侍衛色棱宣諭青海蒙古備兵”,七月,喀倫特軍諭木魯河(通天河)、喀喇河(黑河),“為賊所困,全軍餓斃”,是為清朝第一次對藏用兵。
      公元1720年,康熙帝以皇太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,駐節西寧,統帥調度六師進藏。南路,由四川總督年羹堯、征西將軍兼護軍統領噶爾弼、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鐘琪等指揮滇、川、楚、浙的滿漢官兵,由打箭爐出發,經理塘、巴塘、江卡(芒康)等地,不久,“乍丫(察雅)、叉木道(昌都)、嚓哇三處胡土克圖羅布藏那木扎爾等”,將“所屬喇嘛、民人等戶口,會造總冊投遞”,向清軍表示了“歸順”;中路,康熙五十九(1720)年四月,平逆將軍延信等人從西寧出發,向黑河進軍,此外,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于今新疆南部一帶,牽制蒙古準噶爾部,斷其援兵。六月,噶爾弼部進入察木多,洛隆宗碟巴帶領藏族部眾前來歸順,并協辦軍餉運輸等,噶爾弼恐期久糧匱,乃從副將岳鐘琪之議,命令西康沿途順降的土司頭人,各率其部眾為先鋒向西推進。
      岳鐘琪命令成都府同知馬世衍、四川提標后營游擊黃善林南下,收復了“察木多外之羅隆宗、嚓哇、坐爾剛(左貢)、桑噶吹宗(今察隅)、袞卓(貢覺)等部落”,并將各部情況予以上報。
      八月底,清軍進入拉薩,隨即控制了局勢。之后,康熙帝重現藏政,廢除了在地方政務中總攬大權的第一職,另立四位噶倫鋪政,并授予貝子、公、臺吉等爵位。次年(1721),進藏部隊全部返回內地。
      康熙帝對西藏的兩次用兵,解除了準噶爾部劫掠動擾西藏造成的不良影響,這是昌都以及整個西藏歷史的一大轉折,從此,包括昌都地區在內的整個西藏納入了清朝的直接統治。
      雍正元年(癸卯1723)五月,青海蒙古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為了恢復祖先“霸業”,企圖獨占青海、西藏,反抗清朝中央,是為“癸卯之亂”。為了防止羅卜藏丹津竄入西藏,清廷命川陜總督、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駐西寧,以四川化林副將周瑛(同年遞升為松藩總兵、察木多總兵)帶領川軍二千余名,由打箭爐(今康定)進藏。十一月,又命令云南提督郝玉麟從云南領兵二千名,前往昌都,以為聲援。
      在清軍進攻的同時,西藏首席噶倫康濟鼐的助手,噶倫頗羅鼐亦率軍從拉薩出發,經過藏北到達青海南部地區,收服了玉樹、納雪、霍爾四部、窮布三部(昌都三十九族)諸地共二萬余戶;約同時,周瑛率兵招撫了德格土司及霍爾諸部,經藏北三十九族捷道前進,合康濟鼐藏軍夾擊羅卜藏丹津的軍隊,大勝。
      雍正五年(1727)六月,西藏貝子阿爾布巴等作亂,殺害了“總理西藏事務”的另一貝子康濟鼐,頗羅鼐等迅即馳報中央,并組織反擊,是為“衛藏戰爭”。清廷聞報,先后遣內閣大學士僧格、副都統瑪拉等馳藏處理。
      次年(1728)四月,以散佚大臣品極鑾儀使周瑛為正帥,化林協副將楊大立、夔州協副將張翌,并游擊各四員,領四川兵千余,由霍爾甘孜一路進發;以云南鶴麗鎮總兵南天祥,劍州協副將姚起龍,廣羅協副將馮鑾及游擊各三員,領云南兵3000名,出阿墩子,西渡瀾滄江,直赴昌都;此外,又有查郎阿等統領滿漢官兵8400余人,由西寧南下,三路并進。及至周瑛由三十九族捷道至墨竹工卡時,藏亂已平。十一月,內閣大學士僧格統領川、陜兵2000余名,鎮撫藏地;昌都駐扎滇兵1000名,以提督張耀祖、劍川協副將姚起龍統領。
      雍正十二年(1734)八月,駐扎昌都之滇兵,全部撤至理塘;而駐前藏之川兵1000名,亦撤至昌都,僅留下400名,以都司一員統領。
      乾隆十五年(1750),郡王珠爾墨特那木扎勒謀叛,駐藏大臣傅清、拉卜敦被殺。乾隆帝乃令四川總督策楞,提督岳鐘琪等派遣四川官兵5000人分批經昌都入藏,不久亂平。乾隆帝決定改革西藏地方的行政體制,廢除了封授郡王的制度,正式組建西藏地方政府——噶廈;噶廈設噶倫四名,由四位僧俗官員擔任;西藏重大任務,均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同辦理。
      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五月,廓爾喀(Gourkas)入侵西藏。乾隆帝征調四川兵馬糧餉,經昌都等地前往討平之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)七月,廓爾喀復擾后藏,侵入日喀則,清軍根據打箭爐、昌都等地軍糧的充足,先后調動滿、藏、漢、達斡爾、鄂倫春等族士兵,于次年將侵略軍全部逐除出國境。此次戰役中,德格、金川等地藏族兵力投入較多,而昌都等地在軍糧籌集、派遣兵力上均作出了較大貢獻。
      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清廷正式頒布《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》,它對昌都及整個西藏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賦役、外交、貿易等諸方面作出了詳細規定,加強了清廷中央與地方、內地與西藏的關系,對安定西藏社會,鞏固國防,維護祖國統一均起了重要作用。對昌都地區而言,《欽定西藏章程》的頒布也密切了本地與中央的關系,這一格局一直維持至清朝死亡。

      二、設置文武兵員與營汛臺站

      進出康藏,糧秣多取給于四川,兵卒亦大致如此,因此四川入藏的沿線,清廷置有糧臺,遍設塘汛,又任命文武以駐守之。乾隆帝認為,“糧運為軍營首務,臺站烏拉最關緊要”,表明了清廷對營汛臺站的重視。乾隆十三年(1748),于康藏大道上,沿大路30余里修一“尖站”,70里筑一“宿站”,大大便利了出入康藏的交通。“至江卡、乍丫、察木多并移駐后藏各營汛臺站,統歸駐藏大臣總理”,而從“打箭爐出口以至西藏”之地,包括昌都地區,一律“于文職內派委州、縣、丞、倅”充當糧員、委員等職;“武職內派委游擊、都司、守備、千總”以及經千總更低級別的外委,“分駐辦理,均三年一次更換”。
      
      其中,昌都是康區的一大政治、軍事中心,“乃川、滇、西藏三界之中最為重地”,糧務署、副總理糧務署、游擊署、千總及外委汛均在昌都。其中,昌都糧員下督守備、游擊,“于藏東一路來往督飭臺員,速催嚴辦,接續運解”,并“承辦該處委審案件”,復督臺汛城垣、兵房之修繕,職責最為重大。今存世的《丹達山神記》石碑就記述了乾隆十八年(1753)云南某參軍運糧餉經過昌都之事。
      上述各地駐守文武,在清代不同時期略有改動,如碩板多,原設都司、把總各一員,后來“將都司移駐后藏,惟駐把總,難資彈壓”,于是改把總為千總,又添設駐防外委一員,等等。
      此外,對三十九族地區,清廷也施行了有效的管理。
      雍正九年(1731),劃藏北及昌都一帶的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理,設章京一員,約束地方。后來在三十九族又設總百戶1名,百戶13名,百長33名。
      到了光緒三十年(1904),駐藏幫辦大臣桂霖始請“移駐察木多,居中策應”,獲準,以后鳳全、聯豫繼之。
      上述文武諸職,沿設百余年,至宣統元年(1909),駐藏大臣聯豫奏準設參贊一員駐后藏及駐碩板多、三十九族等地委員各一員,“管理刑名詞訟,清查賦稅數目”,“振興學務工藝,招徠商賈,經營屯墾,調查礦山鹽場,皆責成委員切實籌辦”,不久,聯豫又奏請裁撤幫辦大臣,而另設左、右參贊,分駐前、后藏,獲宣統帝之允許,得以施行。

      三、分封僧谷領主

      從康熙年間起,清王朝陸續分封了一些康區的土司,如德格宣慰司,明正(今康定)、瞻對(今新龍)、綽斯甲安(今金川)、巴塘、里塘、梭磨(今巴爾康)、金川等安撫司,以及千戶、百戶等頭人。清朝對這些大小土司、頭人加強了控制,使之分屬于四川總督以下各級官員的節制,每年均需承擔一定的貢賦及差徭,并協助清王朝統治地方。清王朝在康區多加分封土司、頭人,采取羈縻之道,目的在于通過分散地方的權力,使之相互牽制,從而強化清廷的統治。
      雍正元年(1723),應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奏請,將“印信執照”授予“羅隆宗之東叉木多,乍丫地方俱隸胡土克圖(即呼圖克圖)管轄外”的“其余番眾頭目”,使之“與內地土司一體保障”,加強了對昌都等地土司、頭人的管束。
      1750年,清朝任命七世達賴主管衛藏政教事務,又在昌都地方建立達賴管轄區,設立了正副“營官”,又稱“沙郭”,相當于內地的縣長,其下設“仔仲”一人,以喇嘛充之,管理銀餉;“業巴”一人,管理柴草;“碟巴”一人,管理雜務;“協傲”(或“甲本”)一人,管理治安,在昌都、雜瑜、悶空(今芒康)等地均設置了上述文武官職。
      清廷為了強化在康藏的統治,還在昌都、乍丫(今察雅)、類伍齊(類烏齊)、德格(今屬四川)等地,大力扶植黃教勢力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,敕修崇化、淳化、持戒、靜修、清凈五座喇嘛寺于羅隆宗城(今洛隆縣)和八宿宗,支持喇嘛寺廟的建設。
      清王朝還對昌都等地的黃教首領進行了加封,授予他們以“諾門汗”、禪師等名號,頒發印信。康熙五十八年(1719)敕封昌都強巴林寺喇嘛首領為正呼圖克圖,是為帕克巴拉呼圖克圖(即帕巴拉呼圖克圖),敕賜滿蒙藏三種文字合璧的“闡井黃法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印”;此后,又能有乍丫正呼圖克圖、乍丫卡撒頂副呼圖克圖、類伍齊呼圖克圖、類伍齊副呼圖克圖、拉里呼圖克圖等幾個喇嘛首領受到敕封,以上呼圖克圖除拉里外均在昌都地區之內。
      乾隆五十八年(1793)《欽定西藏章程》頒布后,清廷又以“金奔巴掣簽”制度來認定達賴、班禪及昌都、乍丫(察雅)、類烏齊等地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,強化了對格魯派的管理。
      清廷對昌都地區僧俗領主的分封,加強了中央政府與地方的聯系,而各地僧俗領主亦借機拓展勢力,擴大影響。為了獲得中央的世襲封爵及朝貢的厚賜,各位僧俗領主一直順從中央的領導,并以獲得中央敕封的名號、文誥、璽印及御書寺名為榮。這就強化了藏漢蒙滿等民族的聯系,密切了經濟與文化的交流,強化了祖國西南的邊防。


      四、川藏勘界

      清王朝“籌藏”的重要舉措之一,就是四川省與西藏地方界線的勘定。
      雍正三年(1725)冬,新升任川陜總督的岳鐘琪奏稱:“打箭爐界外之里塘、巴塘、乍丫(今察雅)、察木多(今昌都),云南之中甸,察木多外之羅隆(洛隆)宗,嚓哇(今屬察隅)、坐爾剛(左貢)、桑噶吹宗(今屬察隅)、袞卓(貢覺)等部落,雖非達賴喇嘛所管地方,但羅隆宗離打箭爐甚遠,若歸并內地,難以遙制。應將原系內地土司所屬之中甸、里塘、巴塘,再沿近之得爾格特(即德格)、瓦舒霍耳地方,俱歸內地”,“其羅隆宗等部落,請賞給達賴喇嘛管理”,議政王大臣等議以可,雍正帝乃遣“副都統、宗室鄂齊,學士班第,札薩克大喇嘛格勒克綽爾前往,會同提督周瑛,詳細辦理”。
      雍正四年(1726),鄂齊、班第會同川、藏、滇三方官員,共同勘測了地界,決定以金沙江西的的寧靜山為界,以西為達賴喇嘛的“香火地”;以東屬四川;中甸屬云南。并分別在寧靜山頭、邦木塘(巴塘)、達拉寺(達拉山)豎立了界碑。
      經過川藏勘界,明確了西藏地方與川、滇二省的轄區范圍,防止了川藏糾紛的發生。
      此外,又“設立唐古忒(即西藏)各邊界鄂博(界石)”,如果雅、江卡之間均曾設置,由于邊界設立了鄂博,分定了界域,明確了各地的職責范圍,又訂立了緝拿章程,這就加強了對“夾壩”(搶劫)發生的預防,促進了昌都地區社會的穩定。值得一提的是與勘界密切相關的西藏地形的測繪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姚瑩來到察雅縣,以目測而作《乍雅圖》,上北下南,兩面對拆,至今仍有一定參考意義。光緒十八年(1892)入藏的糧員嵇志文在亞東、三巖等地活動多年,繪有《全藏全圖》,光緒二十二年(1896),駐藏大臣奎煥“據前后藏、察木多(昌都)、拉里、靖西各糧員、游擊、都司等先后造具清冊,繪圖貼說”而制成“前后藏察木多拉里靖西程站圖”,送呈兵部;進入二十世紀后則類似的地圖更多,如光緒三十二(1906)年四月經康藏道到拉薩的張其勤,著有《爐藏道里最新考》,“尤為前人所未備”。


      五、平息波密事件

      波密,位于昌都南部,處于昌都與工布之間的密林山間。波密,又稱“博窩”、“博夷”、“娘波”、“波窩”等,波密人自稱是吐蕃始祖的后裔,其部落由首領土王或“波密王子”世襲統治。康熙五十九年(1720)封阿爾布巴為貝子,劃波密歸工布管轄,又設十二處分治的營官,即噶郎、藏達、喀打、根咱、金竹、仁進、湯墨、冬九、彝貢、滴洞、喀拉、洋中。在清代中期以前,西藏地方政府對這里的統治較為松散。
      嘉慶十六年(1811),“該生番有侵占商屬草場之事”,成為十年后波密事件的起因之一。道光元年(1821),“該處頭人宜瑪結布故后,未遺親丁,屬下小頭人扎木、旺魯二人各占地土,致起釁端,連年爭競,互有殺傷”;道光十二年(1832)秋,噶廈商上派遣卓泥爾(即侍從官)羅桑堅贊前往波密查辦,但“博窩野番”不僅不服從,“竟將卓泥爾羅桑堅贊并邊壩番官殺斃,以致屬下頑夷藉勢在碩板多、邊壩所屬地方搶掠牛馬、糧食,騷擾番民”,由于邊壩、碩板多地方“系進藏通衢,為往來文報必由之路”,故波密事件的發生,嚴重阻礙了康藏線上塘訊文書、商旅的往來,造成了地區形勢的緊張。
      1821至1838年,清王朝及西藏地方政權先后派遣多批軍隊,在駐藏大臣文蔚、辦事大臣慶祿、關圣保、攝政策墊奪結、噶倫敦珠多爾濟的指揮及率領下,奮勇作戰,終于取得了重大勝利。在事件發生的當年末,事態曾告平息,后又有數次反復。道光十六年(1836),“札布、汪魯帶領全夷人投歸商上”,于是“準其于曲木多寺設立四品番目營官一員;宿凹宗、聶沃、有茹寺三處,各設六品番目一員;宿木果寺、普瀧寺、湯堆批三處,各設立七品番目一員”;道光十八年(1838),“博窩生番”“捆獻賊酋”,“設罪投誠,并將所搶糧食等物賠償,嗣后永遠不敢滋事”,表示降順。西藏地方政府乃設立出牧、納差等章程,將波密地區納入了直接統治。至于出力立功的達賴師傅“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”及“乍丫大呼圖克圖圖布丹濟墨吹濟加木參”、商卓特巴薩爾沖巴以及其他僧俗官員均受到了獎勵。
      光緒二十六年(1900)夏,欽差駐藏大臣裕鋼又因“督辦善后,派員到博窩”;至宣統二年(1901),白馬策翁土王桀驁不馴,抗拒官軍,經駐藏大臣聯豫將軍、趙爾豐部將觀全率軍驅剿,平之,于基地設波密、冬九二縣,此時已屆清亡前夕矣。


      六、調解地區糾紛

      調解地區糾紛,是清王朝在昌都施政的重要內容。
      道光十五年(1835),察雅正、副呼圖克圖因不睦而漸生隙釁;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糾紛擴大化,雙方發生了械斗,“欲圖打仗”,造成了乍丫一帶康藏大道的阻梗。
      駐藏大臣孟保乃令昌都守備謝國泰、糧務王椿源設法開導,未能奏效,后來經四川總督廉敬、噶倫汪曲結布及江達、作崗等處營官的勸解,終使“乍丫大小喇嘛震懾天威,退還侵占地方,情愿當差,出具永不翻悔甘結”,于是“地方平靜,驛路疏通”,而有關立功的藏漢官員均受到了獎勵。
      咸豐元年(1851),門隅達旺寺的理事僧人“因錢債小憤,糾約多人,互相爭斗”,以致有人逃向印度,與外國勢力相勾結,后為漢藏政府勸解。
      咸豐(1851~1861)初期,察雅正、副呼圖克圖又重起前釁,而為勸解;此外,“類烏齊之大、二呼圖克圖,亦以爭權而不睦”,為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及駐藏官員所勸解。
      光緒十四年(1888),“乍丫、察木多西部構釁一案”,亦由帕克巴拉呼圖克圖、駐藏幫辦大臣升泰等調解,獲得圓滿解決。
      光緒二十七年(1901),“西藏三十九族所屬噶魯、納魯兩族”,因為爭奪斯康官寨、納青買地方、納堆磋喀巴地方而“仇斗殺傷”,駐藏大臣裕鋼聞報,即刻“派員馳往辦理”,妥善地調解了糾紛。


      七、賑濟救災

      一旦昌都等地出現了災難,清王朝往往會予以賑濟,這在客觀上部分地緩解了災難造成的影響。
      雍正十一年(1733)三月,諭令四川總督黃廷桂及昌都委員會同各土司,對“里塘、巴塘、乍丫(察雅)、叉木多(昌都)四部宣撫司”及“黎烏齊(今類烏齊)、羅隆宗(今洛隆)、說板多(今屬洛隆)、冰壩(今邊壩)四番部”的“番民內有生計艱難者”,“查明動努常恤”。
      乾隆元年(1736)十月,“乍丫、察木多所屬地方被旱歉收,分別常恤安撫”;七年(1742)十月,又采納四川巡撫碩色奏:賞賜“乍丫所屬地方番民共一百八十六戶”,系因“所種青稞俱被雪霜打壞”之故。
      三十九族地區自雍正九年劃歸駐藏大臣管轄后,每年每百戶貢馬一匹,折銀八兩;每戶攤征八分,并交駐扎章京,貯庫造冊呈報。由于三十九族地處藏北,常遭雪災,故對此“貢馬銀”常予豁免。如乾隆六十年(1795)五月甲寅,“豁除西藏三十九族番民每年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有奇”。


      八、進剿三巖

      三巖,清代漢文史籍有“薩安”、“三暗”、“三崖”、“三艾”、“三芟”之稱,今屬貢覺縣。三巖地區,東瀕金沙江,與德格、白玉毗鄰;西望寧靜山,與江達、察雅、芒康相接,“境壤延袤,南北五百余里,東西三百余里,群番散布,不下一千數百戶,其間素行伙劫,不過十之一二,余尚安分”,民風雖然強悍,卻無反叛之舉,故中央與地方政府均未在三巖駐軍。
      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“薩安賊匪,屢放夾壩,竟于駐藏大臣常在住宿之地,劫掠巴塘副土司特瑪騾馬”,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關注。乾隆四十一年(1776)揀派川藏線上營汛四員分駐碩板多、石板溝、巴塘、里塘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“三艾賊番安錯、白馬四郎、達罕綽吉等人搶劫達賴喇嘛茶包,并傷斃護送人等”,由于這些茶包是“大皇帝隨旨賞給怙主達賴喇嘛的”,因此,,乾隆帝大為震怒,決定對三巖用兵。
      乾隆帝諭令“務將首伙各犯全行拿獲,從重辦理”,奉此命令,成都將軍特成額、總兵成德率領漢滿蒙族軍隊、噶廈噶倫公班第達、后藏代本將結·札什彭措率領藏軍,以及察木多(今昌都)、乍丫、德格各地民兵均從各自地區趕向三巖,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。
      特成額率部抵巴塘之后,“查看形勢”,“令土司分守隘口”,公班第達率藏兵三百前往江卡(今芒康),由于“三巖匪盜等善于用兵,加之地方十分險要,一時不能剿滅,需費時日”,于是邊向三巖進軍,邊觀察三巖地方的舉動。由于漢藏多方的大規模合圍,三巖匪盜自知不敵,乃主動供稱“在南墩地方,連茶包、人、馬、馱牛都被江卡營官拿去,寫信告求退還不聽,因想搶江卡營官之物報仇,不料錯搶了達賴喇嘛茶包、馬匹”,并且“三暗巴賊匪安錯情愿獻出從前所搶人馬,嗣后斷不敢搶奪”,特成額不接受。
      特成額和公班第達迅即采取軍事行動。于是,副將鄂輝、總兵成德、江卡游擊袁國璜從西北、西南兩方出擊,公班第達則派遣米嘉臺吉率兵由南進攻,很快攻破安錯的寨堡,將首伙各犯正法。
      乾隆四十五年(1780)七月,乾隆帝聞知三巖討平,諭令,“三暗巴素不安分,是以遣派官兵嚴辦。如平定后,仍可照常辦理,但達賴喇嘛及駐藏大臣皆與彼處隔遠,勢難管束”,因此“急派綠營官兵駐三暗巴就近要隘,將彼處番民嚴加約束”;又諭令“至三暗巴地方,即有此次搶劫之事,今經官兵剿捕完結,自應派駐綠營官兵,如現在金川等處安設流官之例,稽查彈壓,益令德爾格忒(德格)土司,酌派大頭人,協同管束。其三暗巴番人,只可聽其仍留小頭人零星分管地方,毋許復有大頭人在彼管理事務,方為妥善”。
      九月,乾隆帝下令“將三暗巴地方每年應交達賴喇嘛商上銀兩,令設立之綠營官員照往例征收,再轉交給達賴喇嘛”。丹津班珠爾《噶錫世家紀實》紀載:“三巖地區各村落頭人保證今后不再為匪搶劫”,“不久,內地官兵均已陸續撤回”。
      乾隆中葉的“進剿三巖”,是清代西藏歷史上的重大軍事行動,通過軍事行動,保證了康藏大道的暢通,減少了搶劫的發生,對昌都社會的穩定起了一定作用。
      清王朝在昌都地區的上述措施,不僅鞏固了祖國的西南邊防,安定了昌都昌都的社會秩序,而且加強了漢藏滿蒙回等各民族之間的聯系,密切了相互的經濟文化交流,增強了民族團結。至于清王朝的歧視、鎮壓等政策,也是歷史上曾有過的,但這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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